能人回乡，怎么就“水土不服”了？

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

随着大量农村优质劳动力外出，精英人才远离农村，留守群体日渐老龄化，双重“失血”令农村出现人才断层、“空心化”困境。

这是横亘在城镇化进程和美丽乡村建设之间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面对一些乡村日渐凋敝的现实问题，一个关键着眼点在于：找到能够发展、建设、治理乡村的能人。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能人回乡政策，再造乡村的精英群体。

可现实是，能人回乡了，却不一定能发挥预期中的作用。有些人确实给农村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把“烂摊子”打造成了示范村；但有些能人却因长时间离乡，产生了“水土不服”现象。

为此，思响哥特别连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陈军亚，一起探寻“能人回乡”困境的破解之道。

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形成了家族力量、经济实力、知识阅历以及社会声望等多元化的精英格局，并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乡村精英作为乡土社会中有知识、有能力、有魄力的代表，其精英治理作用的发挥是在特定场域中进行的，当下乡村社会的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城镇化加速了乡村人才的单向外流，市场导向的劳动力流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才离开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领域。能够在城市工作和立足的外出人员，大多是农村最精壮的劳动力，也是乡村精英的重要来源。此外，通过“教育、升学、就业”等制度化途径所实现的劳动力流动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精英群体的萎缩。

传统时期乡村精英的作用发挥为当下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是，与传统时期不同的是：传统乡村精英内生于乡土社会，有其发挥作用的深厚土壤和根基。回乡能人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从乡村流入城市的能人，吸引其回乡反映了人们对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认可和渴望。但是，回乡的能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再造的精英，他们虽然不完全外生于乡土社会，但其离乡生活和工作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乡村社会的疏离，并进一步影响其回乡后精英作用的发挥。

困境

通过对湖北省71个村庄1023位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总体而言，当前能人回乡态度积极，政策吸引效应发挥较好。但是，回乡能人发挥作用有限，面临三大困境。

① 能力转化困境。回村能人从其年龄来看，以中青年为主，主要集中在30-39岁和40-49岁两个年龄段，二者比例分别为48.84%和41.86%。从其返乡前的工作地点来看，主要从省会大城市返回。从返乡前的就业行业来看，有88.67%的人员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仅有5.7%的人员从事涉农产业。可见，回村能人主要以在大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中青年人群为主。从返乡后能人的产业选择来看，平均每个村庄的回乡能人能带动村庄产业发展项目1.81个。其产业类型主要以养殖业和设施农业产业为主，二者所占比例达到66.66%，且主要以种植大户的形式进行创业。

村民对回乡能人的评价存在较大分化。在村民眼里，回乡能人大多属于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精英人群，具有比在村村民更高的文化素质和城市工作能力，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部分能人中大部分从小就在城市生活，自己并不擅长农业种植，回乡创业主要受到政府政策的鼓励，享受政府回乡政策的补贴。这导致村民对回乡能人的能力转化存在担忧。调查显示，仅有6.31%的农户表示家中土地被回乡能人租用，只有2.70%的农户入股了回乡能人的发展项目。从就业带动情况来看，有87.27%的受访农户表示未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掌握新的生产技能，86.49%的受访农户表示，未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进行创业。

② 权威认同困境。对村干部的调查显示：55.00%的受访村干部认为回乡能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比普通村民“更加积极”，61.82%的农户也认为回乡能人在村庄公共事务中表现得“更加积极”。

但是，进一步调查回村能人的威望认同，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现象。在村民看来，与村干部相比，回乡能人威望并不高。21.82%的村民认为回乡能人比村干部“威望更低”，63.64%的村民认为“两者差不多”，回乡能人并没有获得比村干部更高的威望。

村民认为，回乡能人虽然积极建言献策，但有时他们所提建议并不切合村庄发展实际，没有考虑村庄现实基础和条件，因而难以落实。比如在乡村改厕方面，有的回乡能人认为这是有利于乡村环境整治的好事，在承接政府改厕任务时大包大揽，但对于其可能面临的实际困难缺乏足够的考虑和安排，使得工作推动效率并不高。

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原因在于能力和威望之间缺乏有效的生产机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精英威望的生产机制有所不同。传统时期的乡村精英，通过兴办公益、公共工程等切实促进村庄公共利益的行为，将其个人能力转化为村民认可的公共权威，实现其权威生产。对于当下的回乡能人而言，村民虽然对其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给予认可，但由于该种能力脱离了乡村社会的土壤，因而缺乏其权威内生的基础。返乡前的资历和资本，以及对家乡的情感，增加了他们参与公共治理的积极性和愿望，但缺乏权威生产的基础，使其“城市能力”难以在“乡村土壤”中“生产权威”。

③ 治理参与困境。调查显示：回乡能人进入村庄治理体制的规模十分有限，许多村庄并没有将回乡能人纳入村庄建设和管理中。在有效调查样本中，回乡能人担任村支两委职务的村庄比例只有7.32%，另外92.68%的村庄虽然吸引了回乡能人，但并未促进村庄治理的体制化经营。

这导致对回乡能人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作用的评价较低。从村干部的评价看，虽然受访村干部均肯定回乡能人对村庄的建设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同时又认为“作用一般”的受访村干部比例为53.66%，认为“作用较小”的村干部比例为4.88%。从农户评价看，九成农户认为回乡能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作用，但作用并不大。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乡村精英发挥作用的体制化平台，为不同精英之间的权威流转提供了可能。无论是经济能人，还是道德贤人，或者治理能人，通过公开参选和竞争，就可以获得发挥作用的平台，同时，对于回乡能人而言，进入体制化平台，也就拥有了其能力和威望得以发挥作用的更大机会。

但不同于传统时期乡村精英对于“面子”“威望”“关系”等乡土关系的看重，当下乡村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个体生产方式，催生了个人主义和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理性，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动机发生改变，不再像传统乡绅一样热衷于承担公共职责为地方谋公益，而是各显神通埋头于个人发家致富。访谈发现，从事大户种植和生产的经济能人，对参与乡村体制化平台表现出更低的动机，如有人就直言：“管理家里的大棚都管不过来，哪里还有那么多精力去管大家的事情。”

融合

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是人，对于当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的乡村人才流失问题，吸引能人回乡是破解人才瓶颈的重要举措。但是，能人回乡不仅要“回得来”，还要“用得好”。能人回乡是精英的再造，需要从精英自身、发挥作用的环境以及二者的融合和适应等多方面，构建回乡能人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① 构建分类开发机制。回乡能人能否发挥作用，在于其自身的能力是否满足乡村社会的内生需求。这就要求政府的政策措施从两个方面实现分类吸引。一是从村庄方面，由于不同的路径需要不同的人才，所以要通过规划产业带动、治理提升、文化振兴等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明确所需要的人才类型。二是在明确乡村需求的基础上，分析外乡能人的特点，并将其划分为“经济带动型”、“政策服务型”、“文化传承型”、“技术指导型”等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人才，根据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引入、激励和使用策略，确保回乡能人具有各尽其能、各展其长的环境，减少能力转化的耗费和成本。

② 构建能力提升体制。一些返乡能人离乡多年，在外主要从事非农产业，虽然具备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能力，但是回乡以后，大多从事涉农产业，面临着不同于城市社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个人创业的体制和环境、建设乡村所应具备的技巧和能力，以及应该掌握的政策和法规等方面都有所欠缺，这也进一步制约了其能力的发挥。针对回乡能人的需求和困境，可建立专项培训制度，在其自主自愿前提下，对回乡能人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培训，并让差异化、针对性的培训服务，适应各类乡贤人才的发展需要。

③ 构建权威转化机制。从传统时期看，乡绅之所以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于其权威源于乡村社会内部。有学者认为，乡绅权威源于其承担了三个方面的地方责任：地方学务、地方公产和地方公务。这些责任有利于增进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还有学者认为，乡村精英权威的合法性并不来自官府授权，也不能自动地从对私有财富的控制中得到，更无法仅凭借其学位的荣光获得。这个权威必须有利于形成一个地方性的利益共同体。只有这样，乡土精英才能在强制之外获得社会服从的力量。对于回乡能人来说，即使其自身具有较强的个体能力，但如果不能将这一能力转化为为村庄公共事务服务的能力，其权威仍是有限的，难以为乡村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

④ 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吸引有能力有威望的回乡能人进入村庄公共治理平台，关键在于构建激励机制，通过政策激励、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激发回乡能人的积极性。如通过实施政策优惠、财税减免、金融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回乡能人根据当地资源条件、产业优势和农民意愿，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带动村庄产业振兴。开展多样化的能人评选活动，如通过给予“产业贡献奖”“治理贡献奖”等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写入村志等方式，激励威望较高的回乡能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并使其获得荣誉感满足感。

责任编辑：唐敏